内容提要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造成的政治与战略后果十分严重，这场疫情不仅给世界各国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心理创伤，还引起了大国格局与大国关系的变化。面对当前脆弱的全球治理体系，未来全球治理不能片面依赖美欧等西方大国，而应该立足于更具广泛代表性的二十国集团（G20），让G20成员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进程中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进一步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G20等多边平台，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中扮演更积极、更主动的大国角色。
新冠肺炎疫情何时终结依然是未知数，但它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以及对国际格局、大国关系乃至全球治理体系及其前景的影响日益显现。从大国博弈及全球治理的视角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助于我们认清此次百年未有之大流疫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环境面临的新变化和新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
近代以来的大规模战争尤其是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成为大国力量对比、大国格局及大国关系重新洗牌的加速器。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德意志帝国败降，沙俄、奥匈及奥斯曼三大帝国解体，美国经济总量则因一战而提前6年（在1919年）超过欧洲的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德、日、意战败投降，英国和法国遭到严重削弱，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格局形成。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虽然不动枪炮、不见硝烟，但其波及范围更广，几乎是全球卷入，没有国家幸免，其所造成的人员、财富损失及其对人们心理的冲击十分严重。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及全球“战疫”活动，类似于又发生了一场不同形式的“世界大战”——一场并非“人与人”而是“人与病毒”间的新型“世界大战”。
综而论之，新冠肺炎疫情产生了三大战略性影响。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引起大国力量对比的急速变化。由于世界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策略与成效差别很大，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受疫情伤害的程度也不同。目前看，西方大国较之中、日等东亚大国受到的影响要严重得多。据凤凰网统计，截至2020年10月25日，西方“七国集团”（G7）中的美、英、法、德、意、加六国总人口占全球比例尚不及十分之一，其新冠肺炎疫情感染者却超3500万例，因新冠肺炎疫情致死者近74万例，超过全球感染者总数和全球致死总数的三分之一。中、日等东亚大国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数及死亡人数相比之下少很多。在经济层面，西方大国因受疫情影响，按季度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普遍出现创纪录的两位数负增长。2020年入秋以来，西方大国又出现疫情严重反弹，新一波疫情的严重性难以预料。总之，在后疫情时代，大国力量对比将出现明显不利于西方大国的新变化。
第二，大国格局将加快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超”一度称雄世界，国际格局转变为“两极”格局。冷战结束后，美国谋求“单极”霸权，中、俄等国则努力推进多极化，单极与多极曾激烈博弈。自2010年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国际格局出现了新态势。近年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速，中国经济总量已相当于排名世界第三的日本的3倍，远高于当年苏联与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经济总量比值。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中国也有一定负面影响，但中国率先阻遏疫情肆虐并将成为2020年度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大国，这意味着中国综合实力增速优势还将继续扩大。中国按汇率计算的GDP总量追平美国的时间表很可能会早于高盛公司先前预测的2027年，届时世界格局的发展走向将更加明朗。
第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社会的政治观、发展观、国际观、治理观等理念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与西方大国间的“软力量”对比和“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就政治观而言，面对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西方大国沦为重灾区，不但未能承担起领导全球抗疫的“责任”，反而相互争抢抗疫物资、竞相“甩锅”、以邻为壑，尽显自私本性。西方大国自吹自擂数百年之久的“三权分立”“一人一票”民主制及以个人“绝对自由”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和文化，更像是一件被戳穿的“皇帝的新衣”，其种种弊病在疫情冲击下暴露无遗。就发展观而言，疫情肆虐及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打击下表现出的脆弱性，促使国际社会深刻反思：美国长期倡导的发展模式是否符合人类发展的大方向。就国际观和治理观而言，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人类无论国家大小贫富，抑或无论人种与地域，无一不受戕害，这就要求国际社会摒弃西方数百年来所奉行的“弱肉强食”逻辑和“丛林法则”，按照全新的“全球治理”逻辑，团结互助、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1年第2期，注释略；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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